进入21世纪，全世界创新进入高强度研发时代。目前，发达国家的研发强度平均在3%左右，全球研发经费在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后，达到1.4万亿美元左右，研发人员也已突破一千万人年。
创新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，人们看到创新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性，纷纷将之上升为国家战略，却忽略了对创新经济风险的注意。事实上，当创新对经济体的转型和发展，对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作用上升到战略地位的时候，创新的经济风险也开始显现。
创新过程中，有个投入乘数。研发投入的增加，引致产业化、市场化投入的增加，最终引致创新投入的增加，增加的倍数称为创新投入乘数。创新投入乘数就是在一段时间内，创新投入增量与研发投入增量的比率。
创新不仅包括研发，还包括产业化和市场化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，相对研发，投入被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放大了。创新的过程，也就是从研发到量产的过程。如果创新成功了，会带来放大的经济效益；一旦失败，则会带来放大的经济风险。研发的风险只限于研发投入本身，而创新的风险由于乘数的放大，会是研发投入的十几倍、几十倍直至巨量经济损失。
自然经济时代，发现、发明和创新是天才和偶然，不需要事先有计划地投入大量费用，也谈不到风险。工业经济时代，人类创新活动规模化，风险开始显现，但大多局限在企业范围。到知识经济时代，创新上升为人类生产中的主导性要素，经济社会各方面力量均参与到重大创新中，因此创新失败的风险扩大到整个产业范围，甚至会引起经济低迷和社会不稳。风险变成现实，倒下的就不仅是创新失败者，而且是堆积如山的产业和货币残骸。
一、过度补贴。由于科研规律与市场规律的差异，科研人员难以把握一项研究的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；而由于科研的专业化和小众性，企业家和消费的人也无法了解一项研究的实际意义。这种信息不对称，使政府很容易对产业技术成熟度产生误判。在产业技术尚未成熟到能扩大市场规模的阶段，过早启动大量市场补贴，就会增加创新的经济风险。
如当前国际光伏产业出现的严峻局面，就是某些国家过度补贴风险的变现。起初是这些国家对光伏市场过度补贴，当政府财政困难时，便大量减少补贴，同时对外国企业采取“双反”政策，导致市场缩水，企业破产。
二、产业排异。产业技术逐渐成熟，生产规模已经扩大，但本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尚未建立，也会造成风险。一种新兴起的产业由于创新而形成，有很大的可能是毁灭性创新，即摧毁旧的产业技术轨道，把自己建立在旧产业的废墟上。相关产业纷纷作出技术和产品调整，以适应新兴起的产业，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。但更多的情况是，新兴起的产业形成以后，旧的产业并没有毁灭；或者旧的产业改变了原来的经济形态，但并未消失。这样，新兴起的产业的技术虽然日趋成熟，由于未解决与其他产业的关联，不能有效建立经济循环，上下游出现断点，从而造成产业链断裂。
如新能源产业不能解决与电网产业的兼容，就不会开辟替代能源的市场；新能源汽车产业不能解决与供电产业的兼容，就难以解决动力问题。如无锡永中软件有限公司的集成Office是一套办公套装软件，可以在Windows、Linux和MacOS等多个不同操作系统上运行。该软件确实提供了比Windows更符合华人使用的一些功能，但始终没解决好与Windows的兼容。在Windows系统几乎完全占据中国市场的情况下，不能解决二者的兼容问题就没办法生存，只能倒闭。
三、金融泡沫。产业技术基本成熟，产业即将进入高成长期，假如慢慢的出现金融市场过度虚拟化，也会造成风险。金融市场过度虚拟化往往出现在技术基本成熟时期。此时，投资急剧扩大，资金回流变好，利润暴发性增长，金融炒家敏感到产业将进入高成长期，便释放大量投机资本和虚拟金融理财产品，以至脱离实体经济的创新，造成市场泡沫风险。
上世纪互联网泡沫破灭，就是一个例子。1995年至2001年间，Mosaic浏览器及WorldWideWeb的出现，使“免费出版”、“即时资讯”等技术走向成熟，金融资本预感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商业模式将会到来，大肆炒作，造成互联网产业投资过热和股价飙升，不论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，不论盈利企业还是非盈利企业，只要属于“COM”概念，一律看长，形成巨大泡沫。泡沫破裂，大批“COM”公司破产，创新受到极大伤害。
四、创新折旧。该风险发生在产业技术完全成熟以后，产业进入顺轨创新阶段，基础研究突破，新替代技术正在形成，这时原有产业的创新就处在折旧中。一旦新兴技术成为主导模式，原来产业的创新就变成了损失。即使产品是崭新的，但也已经大部分折旧，甚至报废了。
如电子计算机之于机械打字机，数码相机之于胶片相机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。中国彩电产业引进创新的历程也有深刻教训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中国通过引进技术，形成了包括彩管、玻壳、整机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，耗费大量资金。然而到了90年代，平板电视异军突起，2008年，平板电视市场占有率已远超于显像管电视，中国彩电业损失巨大。
市场政策必须向研发延伸。传统的市场政策，较注重已经创新出来的产品，其实就是激励过去的创新，无法激励当前的创新。这就产生一种危险，把对创新的激励变成单纯扩大市场的补贴，而对正在发生的创新产生挤出。
拉动当前的创新，不仅要从供给层面资助研发，而且要从需求层面拉动研发，即把对商品市场的单纯拉动向前延伸，深入到小试、中试阶段，甚至深入到研发阶段。这方面，一些发达国家的探索很有启发。如英国的“远期约定采购”，加拿大的“商品化”采购等，都是把创新产品和创新过程捆绑采购。
产业政策一定要注意政策组合。传统创新政策，往往局限在本产业的创新，对关联产业的关联创新缺乏统一考虑，忽略了新兴起的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兼容。
创新工具改进的方向，应当是一揽子政策，统筹本产业创新与关联产业的兼容，形成政策组合或政策包，释放政策的合力。
研发政策必须着眼于科研布局。对新的技术路线，特别是预先性研究和原创性研究，政府不仅要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研发资助，更要加强科研体系布局。而对一切成熟的竞争性技创新，则完全交给市场。
金融政策必须立足于实体经济。鼓励金融业支持科技创业和技术商业化，对脱离实体经济的所谓金融创新给予有效抑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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